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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丨黄永砯葬巴黎拉雪兹公墓曾扛鼎中国先锋艺术
发布日期:2019-11-21 19:08   来源:未知   阅读: 次 

  黄永砯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代表性人物,以他为首的“厦门达达”在1980年代的艺术实践让中国的当代艺术具有了全球层面的面貌。他曾是美术馆系统的“叛逆者”,晚年却成为艺术圈的“大佬”和画廊的宠儿。他的身上集中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一些可贵品质与复杂性。

  2019年10月20日,黄永砯与世长辞,年仅65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史中的重要人物,他的逝世是中国艺术的一个损失。策展人和评论人费大为认为 “黄永砯正是这个时代精神核心中的核心人物”,而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据悉,黄永砯的葬礼将于当地时间10月28日上午十一点在巴黎拉雪兹神父墓地(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86号举行。拉雪兹公墓是法国巴黎市区内最大的墓地,这里埋葬了巴尔扎克、肖邦、比才、普鲁斯特、王尔德、圣西门等名人,每年吸引数十万来访者。黄永砯被葬在这里,他的艺术成就也将被世人铭记。

  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成就,黄永砯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名字。尽管黄永砯的创作时间几乎覆盖了中国整个当代艺术史,近年来也频繁在国内外有大型展览,但是可以说他最重要的艺术遗产还是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值得玩味的是,近年来各大美术馆的常客,人称中国当代艺术“四大金刚”之一的黄永砯,曾经是反叛美术馆制度的代表艺术家。彼时,黄永砯不是以如今的“艺术圈大佬”的形象出现,而是以绝对的先锋姿态更新了中国当代艺术的面貌。

  他曾提出这样的疑问:“以美术的形式在美术馆举办艺术展览,如何可能逃离权势,如何能进入已被设计好的权势之争之地而不争呢?权势根本植立于艺术家想进入或想颠覆美术馆的企图或欲望之中,尽管我们相对美术馆进行挑衅。”终于黄永砯还是没有放弃对美术体制进行挑衅的尝试。

  当“八五”新潮美术运动兴起并迅速席卷全国,身处于厦门的黄永砯、林嘉华、蔡立雄、焦耀明、俞晓刚等几位艺术家被这股艺术春风所感染,成立了“厦门达达”,酝酿着一场以“达达”为名义的现代艺术展。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门派的现代主义绘画思潮涌入中国,并且在年轻一代的艺术家中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他们当中,恰恰是黄永砯和他的厦门朋友们选择了“达达主义”,这是否是一种偶然?根据黄永砯的文章和艺术创作推断,“怀疑”、“警惕”、“否定”是他一贯的作风,这与“达达”反对一切(包括反对自己)的悖论不谋而合。

  艺术评论家侯瀚如评价“厦门达达”:“在中国艺术史上,这个群体最具颠覆性,给中国过去二十年革命前卫艺术运动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一群体最有颠覆性的举动,是1986年“厦门达达现代艺术展”之后对参展作品的毁坏和焚烧活动。在焚烧现场,黄永砯用石灰写下了“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达达死了,火小心”,这些看似即兴发挥的句子其实是艺术家事先准备好的,前一句使人联想到杜尚所说的:“艺术是一种容易上瘾的麻醉剂,对艺术家如此,对观者更甚。”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将其消灭而后快呢。

  在整个“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中,“厦门达达”是属于比较晚登台的,却是最激进的。在1992年与Jean-Hubert Martin的访谈中,作为厦门达达主将的黄永砯曾谈道:“在中国过去那个年代里,艺术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对艺术本身的性质提出质疑,你破坏艺术本身,就等于破坏这种政治结构。如果我们把艺术当做现实生活的一个隐喻:改变艺术的看法,就是试图去改变人的思考方式。”可以看到,黄永砯对于处于意识形态地位的艺术所能具有的特殊张力——也即“反建制”的能量——是有所洞见的。在“厦门达达”的实践中,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叛的血脉也是显得隐约可见。

  一直以来被论述为“西化”和“模仿”的“八五”新潮美术运动,正是在“五四”运动七十年之后,承接上了这条本土“反建制”的激进主义脉络。“反建制”的深度正是“厦门达达”和黄永砯的精髓和价值所在,并转化为更决绝的“关闭”的态度,这种深度与态度的合一,让“厦门达达”成为“八五新潮”中最为深刻和彻底的批判者和反动者。

  1986年12月,以他为首的“厦门达达”策划了“袭击美术馆事件”,这一事件的官方名称应该是“发生在福建省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参展艺术家把美术馆大院内的各种现成物品堂而皇之的移入馆内展览,展出后再将其移出并归还原位。这些与美术毫无关联的水泥、沙网、建筑材料等,由于进入到被美术体系所认可的特定空间——美术馆,贴上了作品的标签,以美术作品的名义被参观者观摩,从而获得了“艺术品”这一身份。黄永砯和他的朋友们在“制造”混乱之后迅速撤离,而此次展览在开展一个半小时后被勒令撤除。

  黄永砯,1954年生于福建,被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中最重要的一员,和徐冰、蔡国强、谷文达被媒体封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四大金刚”。

  1987年,他创作了最具的代表性的装置作品——“中国绘画史和西方现代艺术简史在洗衣机洗两分钟”,这件作品足以使黄永砯被写进中国现当代美术史。那个时候,黄永砯的“官方身份”还是福建某中学的美术老师。

  黄永砯把一本中国古代美术史和一本西方现代美术史放进洗衣机洗了两分钟——王伯敏所著《中国绘画史》和赫伯特·里德所著《现代绘画简史》(该书是当时少数被翻译成中文介绍西方现代艺术的书籍,在当时前卫艺术圈子里有巨大的影响)。

  他解释说:“在中国,一提到中西两种文化、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经常会讨论哪一个对,哪一个错,或如何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我看来,把这两本书放在洗衣机里洗两分钟,意味着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更有效,比无休无止的争论更恰当。”

  在黄永砯的语境当中,“洗衣机”和“胃”有着相似的功能,“洗”的过程即“理解”的过程,“理解”对应“消化”(或“消化不良”),即语言无法通过理解和交流的方式还原叙述者本来希望表述的内容。

  在“袭击”之后,黄永砯一伙实施了一个新的计划“逃离美术馆”,这次他们回避了一切激进的方式,而选择了“哑唱”——不携带任何作品,只低调地展示一些作品照片和图片。他们的目的在于不产生任何影响,或尽可能少地产生影响。作为一个获得话语权的人而不发言,本身就是对话语权的打击,其目的在与“消解”:消解话语权,消解艺术的影响力,消解艺术竞争。黄永砯在《关于“逃离美术馆”计划的一项说明》中指出:“消解艺术等于革命的概念,消解艺术之商业价值,消解艺术之精英思想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消解艺术家自身。”评论界普遍认为,“厦门达达”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全球层面的面貌。

  1989年春天黄永砯来到法国,参加了让-于佩尔·马尔丹在蓬皮杜艺术中心策划的重要展览“大地魔术师”。这是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展览,因为它让“非西方艺术”第一次正式走上舞台,并成为各大美术馆的历史参考。在展览上,他把《世界报》搅拌后的湿纸浆堆成山,“创造出带着细菌的、激烈的新生命”。此后,他也选择定居在法国。

  汪民安曾这么评价黄永砯:1980年代期间哲学是生命,要把生命的痛苦、悲伤或者是生命的激情都要表达出来,黄永砯是一个分界线,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是“中国二十世纪的分界线”,他认为黄永砯的作品中拒绝意义,放逐了美、善、崇高、真理和意义,不讨论生命,走向虚空、走向意义的消亡,作品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亵渎感”。

  2008年3月22日,黄永砯在中国的首次回顾展——《占卜者之屋:黄永砯回顾展》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厅中,他把“厦门达达”期间的作品放置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里,一条巨大的蛇骨贯穿这个空间。在展览的规划中,他对于“厦门达达”这一区域的陈述是:“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像鸦片对于人。”而谈到八十年代,他是这样叙述的:“八十年代我虽然置身于‘八五新潮美术运动’之中,但从精神上却试图摆脱,换句话说,是试图寻找一种对艺术、艺术家、艺术作品、艺术史的‘关闭’。”

  在中国大陆,1980年代是具有神话意义的十年,这十年间诞生的文学艺术等具有思想性的作品到今天都被赋予了传奇性。黄永砯偏居远离文化中心的厦门,却以“厦门达达”这样的一个小艺术团体创造出挑战整个艺术生态和体制的作品,他的艺术实践放在今天依然具有十足的进步性。旅居法国之后,黄永砯的艺术创作一直没有停止,并逐渐从边缘到主流,他曾是美术馆系统的“叛逆者”,晚年却成为艺术圈的“大佬”和画廊的宠儿。黄永砯的身上体现着中国当代艺术最可贵的品质,也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在近四十年的发展中的某些吊诡和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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